郑张尚芳：传说中的夏王朝是真实存在的——夏语探索
摘要：汉语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语言之一，汉语的形成和早期历史，我们知道得很少本文依据文献记载以及跟其他语言进行比较，对夏代的夏语进行探讨，认为夏语就是雅言，是我们现在所知最早的汉语
关键词：夏语；雅言；早期汉语；文献记载；历史比较
《礼记·王制》指出：“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南方、东方、西方、北方的“蛮夷戎狄”各各需要传译，是从立足于以中原的华夏为中心来说的；就是说中原人和周边的异族交流时，通统要把他们的语言翻译成中原华夏人自己的话才好理解
那么古代中原的华夏语，即汉语的前身，又是怎么来的，其面貌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知道，周代在朝廷、外交、教育皆以雅言为官方语言，贵族都得说雅言，即《荀子·荣辱》说的“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王先谦集解引王引之：“‘雅’读为‘夏’，夏谓中国也”“中国”古指中原，即指中原夏人的习俗语言《荀子·儒效》又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说明这是因为中原人住的夏地，所以人们就习惯说夏语了那么这雅言是否就真的是夏代传下来的夏语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事实是，周人沿袭了殷人的语言文化和文字殷人用的语文由甲骨文可见，用的正是雅言不差而《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明在商朝建立前，殷人祖先已经拥有成册的文献了，其所用语言自应相同这文字文化的传袭功能是最强大的，在《论语》里孔子再三指出，在礼制上“周因于殷，殷因于夏”，三代文化相袭，则在殷先人典册里，像周学殷那样袭用夏人语言文化，是有充分可能的
因为现在还没有在考古学上发现出土夏代文献，我们还不能实证夏代说的也是雅言但是否有可能对夏语的概貌进行探索，本文企图作点尝试
一中原最早的华夏语言和文字
目前最早的有完整文字记录的前古汉语，只有殷代的甲骨文和金文，从其基本框架，如句法的SVO“主动宾”结构，“定中”结构，封闭类词如代词、否定词、数词等，以及基本核心词汇观察，仍都与后世汉语相同，可以肯定彼此是一脉相承的周代承继了殷商文化，尤其是文字，所以其书面语言也基本相同，这个时代的文献典籍更是相当丰富了，《易经》、《书经》、《诗经》等都是大家熟悉的，显然也大都使用这基本相同的书面语言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汉字是能够在不同的语言里念不同的音来使用的，比如在日语里可以把“三”训读为mi，“木”训读为ki，“日、火”训读为hi，“人”训读为hito，“山”训读为yama，“风”训读为kaze，等等，那为什么我们会认定甲骨文字记的便是汉语而不是某种非汉语呢？这是从甲骨文中字与字的音韵关系来判定的，因为相关的大量字例所反映的事实，只能由汉语声韵为根基而发生，比如：“风”借用“凤”字，后又增“凡”声，表明它该是表示风凤都读p-m音的古汉语，而不会是别的语言“九”取肘形、“北”取二人相背之形，显示“九/肘”、“北/背”同源关系，说明九的词根音如肘，“北”源于“背”着阳光，也只能基于汉语“七切”“晶星”同字，“七”借“切”形，说明“七切”二词词根同音共形，“晶”表星，又可增加生声转注为星，其词根音同‘性”，也只能是汉语第二身代词假借“女”字，说明“汝女”词根也同音，虚词借“亦（腋）”表又，借“箕”表“其”，也说明其词根同音关系，它们都立基于汉语内部的词族、共形词系
周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全盘学习接受了殷商文字在灭商之前，他们已经学会这一文字，这由周原出土的甲骨可证，并没另用岐周语文，又灭封后第8天作的利簋铭文也是明证克殷后周王朝特在洛阳建立东都，集中殷商贵族知识分子于此，既可监防其反叛，又有利于跟他们学习文化学习汉字是必须出于师授的，在传授汉字时自然同时习得其书面语言，即雅言；这是后世汉语正音总拿中州洛阳太学音为标准的根源华夏族分布的地方尽管也会有方言的，但政府运作、邦国交往，知识教育都是用雅言进行的，古中国通用这雅言就类似古代欧洲人之通用拉丁语孔子在东鲁教学生也是用雅言而不用齐鲁方言的，《论语·述而》明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雅言实际就是夏言
《荀子·荣辱》：“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王先谦集解引王引之：“‘雅’读为‘夏’，夏谓中国也”“中国”古即指中原，按“夏”不但指中原，也指夏地的习俗语言《荀子·儒效》又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住在中原就习染夏人的习俗语言，那么中原之所以称夏，自然起于这里是夏人的故地（《水经注·巨洋水》引汲郡古文“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学者考证此斟寻正濒于洛水）在《论语》为政篇、八佾篇中，孔子就指出过：在礼制上，“周因于殷，殷因于夏”，这种传袭是依文献进行的，所以夏礼殷礼他都能说一些，只叹惜“文献不足”明显表示，夏、殷都是有文献的，只是传下来的太少
古文字的实物甲骨文，出土于殷商后期都城的殷墟，距今三千多年，已经相当成熟，是一种相当进步的成系统的文字，已能很好地充分地记录语言、表情达意、传递信息所以它不可能是一种创立不久的文字，必然经历过一段不短的发展历程根据《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明在商朝建立前，殷人祖先已经拥有成册的文献了那是和夏代同时的，因此即使按保守点推测，汉字在夏代当己形成，并已进入书册实用阶段而且既然它所记录的书面语习称为雅言即夏言，有可能殷人的文字最初本就是向夏人学的
现在多处出土的新石器文化，5千至8千年前的陶器上有很多分散的刻画符号，被称为陶文这些应是文字的雏形材料，但发展成为与语言结合的、有系统的正式文字，需要一定的过程《书序》正义说得好：“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不能记录语言一一即不能和语言形成固定联系的，就不是正式的文字古代社会记录语言需求最迫切的，是巫史阶层，据传如说黄帝史官仓颉发明文字，可把汉字形成的历史提到5千年，但黄帝时代说什么话，我们现在只有传说，无法取得实证，因而无法肯定或否定而如说汉字在4千年前的夏代已经形成，似乎更可取信因为夏代的语言，多少有些遗迹可供我们探讨
二从华夏语言的特点探索夏语
不管现代或古代的汉语，拿它与中华大地的其他语言一比较，都表明是自有特色的因为汉语句法上，“主一动一宾”语序结构总与“饰一中”语序结构并存甲骨文就是这样的了，随便举些卜辞的例子，比如：“土方侵我田”，“王勿作邑在兹”，“今日不遘大风”其中与主动宾结构并举的即是“土方、我田、今日、大风，勿作、不遘”等修饰语前置于中心词的结构这种情况却跟周边语言是都不相同的，试看下表：
汉语侗台语苗瑶语藏缅语阿尔泰语南亚语南岛语
主动宾主动宾主动宾主宾动主宾动主动宾动主宾
饰中中饰中饰中饰饰中中饰饰中
汉语修饰语在中心语前，跟同语系的“侗台、苗瑶、藏缅”都不同，但跟阿尔泰、南岛相同，而阿尔泰句法是主宾动，南岛是动主宾，又跟汉语差异更大，所以《淮南子·齐俗训》说胡貉匈奴“箕倨反言”，就是冲着那阿尔泰语“主一宾一动”句法说的胡貉匈奴当操阿尔泰语，其宾语前置于动词，此类语序对于动词后缀变化多的语言是很必要的，但在说汉语的人听来，却是很不顺耳的“反言”了
汉语的上述特点跟印欧语言倒更接近些，但那时候华夏四周只有前述那些语言，印欧语区域在新疆及以西地区，远离中原，并不与汉语紧挨着民族语中还有白语也是这样的，但白语虽然有人把它列为藏缅语，实际不对，它正应是从华夏语分化出来的语言，我的《白语是汉白语族的一支独立语言》一文对此有详细的论证，它也是可以用汉字记录的，我的文章就附有同音字表32页[1]
甲骨文的语法是符合这个汉语特征的，这说明殷商语言的性质属于汉语但夏代语言，现下还没有看到有文字的文献出土（被考古界视为夏都的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还只找到24种划在陶器上的刻划符号），那么历史文献中夏书、夏歌部分有无可用的材料呢这些里头有没有可信度较强的呢？我们怎样了解夏代语言？
甲骨文的祭祀记录证实《史记·殷本纪》所记殷商帝王世系的真实性，商史从而己被公认为信史，因此史学界认为《史记·夏本纪》所记的夏王世系也应是可信的依中国史书传统，即使对异族王名，一般也会依从原语记的，由史书对匈奴、羌戎、吐蕃首领名号的记载可证那么《夏本纪》与《竹书纪年》所记夏代14世17王的王名，应是现下可信度较高的夏语记录了（下列王名中与前王为兄弟辈的加*，/号后为别号或别名、别写，方括内为失国时期由他氏代立之王）：
禹一一启一一太康一一中康*一一相[羿一一寒促」一一少康一一予/杼一一槐/芬一一芒/荒一一泄一一不降一一扃*一一厪/胤甲一一孔甲*一一皋/昊一一发/敬一一桀/履癸
其中部分王已经像商王一样用天干命名或作别名，如“胤甲、孔甲、履癸”还有“太康、中康、少康”的“康”[khaang]与“庚”[kraang]字同字根（“庚”字原象大钟，“康”字下加点象大钟发声远震，是其转注字），应即表“庚”后芬的别名“槐”[guul]，也有可能是“癸”[kwil’]的别记[2]
清崔述曾置疑：上古质朴，“启、相、抒、皋”皆以名为帝号无可异，“惟太康、少康，则不似名而似号，不知二后何故独以号显，且太康失国，少康中兴，贤否不同，世代亦隔，又不知何以同称为‘康’也？”“至孔甲，则又与商诸王之号相类，岂商之取号放甲乙，已仿於此与？”这大概是把“康”看作是后世那样的谥号，所以有疑今解“康”为“庚”，并认为以天干为号即起于夏人，则这种怀疑也就可以释然了依史记，殷人祖先“契一一昭明一一相土一一昌若一一曹圉一一冥一一振一一微/上甲一一报丁一一报乙一一报丙一一主壬一一主癸一一成汤/履/天乙”，契后七代佐夏，至上甲微，方用天干为号，此己在“太康[庚]”后很久了
《史记·殷本纪》索隐：“皇甫谧云：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为名，盖自微始谯周以为死称庙主曰甲也”《白虎通》：“殷道尚质，故直以生日名子”有人怀疑，这以日为名，生名死称皆系于此，若是殷人固有习俗，那为何从契至冥、振并不如此（也有人认为振即王亥）？但如果这是从夏人学的，则就不可疑了
从夏王这类名号观察，“太康、中康、少康”、“胤甲、孔甲、履癸”、“寒浞”都属“饰中”结构，正合于汉语特征尤其“太仲少”相次基于“大中小”，更是成组的汉语共义词系特点，从中可以判断，夏语已经具有后世汉语的基本句法、词汇特色
还有名词组合中大名冠小名的次序，《夏本纪》的帝启、帝相、帝槐、帝芒、帝皋等，《竹书纪年》作“后启、后相、后芬、后荒、后昊”等，还有代夏自立的“后羿”，这跟甲文“王亥、祖丁、父乙、妣己、母庚、兄辛”，“妇好、妇鼠、子宾、子弓、小臣墙”是同一类组合，而和形容词加名词的“高祖、毓祖、武王”的语序是很不一样的亲属语言中名词+名词可以有两种方式，侗台语大名冠小名很发达，在汉语则逐渐消亡藏语的中饰结构以形容词后置为主，遇名名结合则就多出现小名冠大名现象
在这些王名里有些语音含有复声母，如“后荒”的荒[hmaang]，史记作芒[maang]·《三代世表》“音亡「mang]”，说明原来有冠h-的hm-声母《左传》魏庄子叙述，攻灭后相的寒促之子为“浇”，《史记正义））引《帝王纪》则作“奡”，音五告反[?aaws]按“浇”从尧声[?eew]，又读古尧切[keew]，应为[?keew]，原有带鼻冠的复声母?k-这些异写也都是基于上古汉语声母系统的特点
在《史记·夏本纪》、古本《竹书纪年》所记夏王称“夏后”，及夏代地名也有上述结构特点，如大禹都“阳城”，娶“涂山”，桀囚汤的“夏台”或“均台”，决战的“鸣条”之野，逃亡的“南巢”也或单称“巢”，也都合于上述结构特点《淮南子·俶真》：“条风之时丽”高注：“条风鸣条，言其迅也；丽，过也”“条”不管指枝条、春风，“鸣条”都是动名结构
有人根据史书上匈奴、越人都有源自夏之子孙的传说记载，怀疑夏语是否有可能是阿尔泰语或侗台语但是夏人称首领为“后”[goo’]，故号“夏后”，这跟藏文Hgo同（与禹生于西羌亦合《史记·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集解》引皇甫谧《帝王世纪》云：“（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扬雄《蜀王本纪》云：“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汉时称羌酋为“豪”[gaaw]亦此语之对音，跟缅文称“孟”mang“良”hrang（汉时常对译作“狼”），侗台称“主”（cau常对译为“诏”）已经不同，与胡狄匈奴语称“单于”darqa，“可汗”qahan更是没有什么共同点了
三夏书零拾
古来传世文献中也有些夏代作品，也可供研读参考
（1）今文《尚书》的“虞夏书”部分，除《尧典》《皋陶谟》开篇就写“曰若稽古”，声明为后世追记，肯定非当时语言所记外，《禹贡》也可能是西周官书，只有“甘誓”有可能是夏时文献（李民《尚书与古史研究》也持此观点[3]）：
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共[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共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此篇亦见于《墨子·明鬼》而记作《禹誓》，“大战于甘”后为“王乃命左右六人下听誓于中军”后面“予共行天之罚也”前多了32字：“有曰：日中，今予与有扈氏争一日之命且尔卿大夫庶人，予非尔田野葆土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罚也”
誓词说赏于祖、戮于社，是比较符合前古信仰的，誓词简捷有力，大致有韵，前用耕部engs韵，末二句用鱼部a’韵，也是早期特点，如果其中含有夏代材料，则其语言无疑是汉语
《尧典·皋陶谟》虽属追记，其中有些记载也可能沿用了当时材料例如《尧典》记羲和“寅宾出日、寅饯纳日”，“（东）析，（南）因，（西）夷，（北）隩”，都已经有甲骨文记录证实《皋陶谟》记大禹娶妻限“辛壬癸甲”四天，以十干记日合于当时习惯凡言吁者，皆非帝意”其实下文舜任命时，禹等让于他人，舜也说“俞”，但并不准让故此当解“喻”，仅表知道了（“喻”表知，古代是家喻户晓的，现在汉语少说了，台语普遍还说，泰文lu，ruu’表知晓，wa表哼（不满），正对“俞（喻）”和“吁”，都还沿用古音义）这是后世伪造不来的
在今文尚书虞夏书之外，《左传》引了多则《夏书》，杜预注都注为“逸《书》也”，其中可能有些包含有夏代遗文，现录之如下：
庄公八年引《夏书》曰：“皋陶迈种德”
嘻公二十四年引《夏书》曰：“地平无成，称也”
嘻公二十七年引《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文公七年引《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
成公十六年引《夏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又《国语·晋语九》：“《夏书》有之曰：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古文《五子之歌》“其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襄公五年引《夏书》曰：“成允成功”
襄公十四年引《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
襄公二十一年引《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23年又引上句）
襄公二十六年引《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昭公十四年引《夏书》曰：“昏墨贼杀”
昭公十七年引《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此见古文《胤征》）
哀公六年孔子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古文《五子之歌》“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厎灭亡”）
哀公十八年引《夏书》曰：“官占，唯能（释文作克）蔽志，昆命于元龟”
这些篇章虽然多数曾被伪《古文尚书》吸纳使用，但这不能作为它们晚起的理由哀公六年那条虽亦见《五子之歌》，但这首歌谣中，陶唐与夏的关系与通常所传不同（其实五子之歌第四首歌叶“有、祀”古韵也非后人能作的）此条的“失行、乱纪”及多条的“在兹”，那都是明确的VO结构汉语
《国语·周语上》：“《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
又《国语·周语中》：“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时儆曰：收而场功，偫而畚挶营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见，期於司里”这也是夏的月令
《吕氏春秋·谕大》：“夏书曰：天子之德广运，乃神乃武乃文”
《墨子》崇尚夏禹，也多引《夏书》逸文，尤有可注意的韵语：
《七患》：“《夏书》曰：禹七年水”
《非命下》：“《禹之总德》有之曰：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
《非乐上》：“《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鍠鍠]，觅[筦]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大[天]，天用弗式”
《耕柱》：“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鼎]于昆吾，是使翁难雉乙卜于白若之龟曰：鼎成三[四]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举而自藏，不迁而自行，以祭于昆吾之虚，上乡[飨]乙又言兆之由，曰：飨矣，逢逢白云，一东一西（原在北后，依王引之改），一南一北；九鼎既成，迁於三国”这些占卜繇辞也都是韵语，皆同于诗经韵
汉代作品也有一些引文《史记·河渠书》：“《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乘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橇]，山行即桥，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
《汉书·沟恤志》所引大致同，但抑作“堙”，下分别作“载车、乘舟、乘毳，则梮”
《尚书·禹贡》郑注引《胤征》：“篚厥玄黄，昭我周王”按郑注《礼记》：“忠信为周，非殷周之周也”
（2）古传的夏人歌谣，也有可能是口耳相传下来的夏歌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引《尚书大传》及《韩诗外传》记桀为酒池，群臣相持醉歌：
江水沛兮，舟楫败兮，我王废兮！趣归于亳，亳亦大矣！（《尚书大传》作“盍归于薄，薄亦大矣”） 乐兮乐兮，四牡骄兮，六害沃兮！去不善而从善，何不乐兮！
前歌用月部泰类ads韵，后歌用药部awg韵，皆合上古汉语音系
《尚书·汤誓》：“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盍丧？予及汝皆亡！’”《史记·殷本纪》此句作‘是日何时丧，予与女皆亡’《史记考证》引俞樾说：“此两句乃韵语，疑是夏民歌谣之辞”说得很近理，不但“丧亡”同为阳部，还有可能“丧[smaang]”“亡[mang]”出于同一字根的分化，如是翻译，做不到这样巧合
《孟子·梁惠王下》：“夏谚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为诸侯度！”这首谣谚前用幽部u韵，后用鱼铎部a,、ag韵，也合上古汉语音系
周代雅乐有“九夏”《周礼·钟师》：“凡乐事以钟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纳夏、章夏、齐夏、族夏、裓夏、骜夏”郑玄注：“皆诗篇名，颂之族类也此歌之大者，载在乐章，乐崩亦从而亡”《周礼·大司乐》：“王出入则令奏‘王夏’，尸出入则令奏‘肆夏’，牲出入则令奏‘昭夏’”《左传》襄公五年、《国语·鲁语下》皆记鲁穆叔赴晋，晋侯宴飨奏肆夏三章，慌的他不敢答拜，说这“三夏”（肆夏、韶夏、纳夏）是天子享诸侯的，弗敢与闻可惜这些以夏为名的乐诗后来都亡失了，不知道是否夏代传下的，是否带有夏语痕迹
（3）在其他上古经籍里，也有一些三代词汇不同对比的记录，这些应会包含有一定的夏代词汇的遗存
《礼记·明堂位》：“鸾车，有虞氏之路也，钩车，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绥，殷之大白，周之大赤”“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牺象，周尊也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其勺，夏后氏以龙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米廪，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学也；頖宫，周学也”“夏后氏之龙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霎有虞氏之两敦，夏后氏之四琏，殷之六瑚，周之八簋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献豆”“有虞氏之绥，夏后氏之绸练，殷之崇牙，周之璧霎”
孔颖达题解引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明堂者，天子大庙，所以祭祀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又《考工记·匠人》“夏后氏世室”）
《礼记·檀弓上》：“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墍周，殷人棺椁，周人墙置霎”
《孟子·滕文公上》：“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
《尔雅·释天》：“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褅，大祭也绎，又祭也；周曰绎，商曰肜，夏曰复胙））
从这些零星词汇看，它们也应属汉语，有些后代仍在说，比如学校、盏、虡、岁在这些词语多音节如“钩车、龙簨虡、楬豆”用饰中结构，“墍周、复胙”用动宾结构，也都表示汉语特点
（4）《礼运》：“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时焉”郑注云：“得夏四时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小正”《史记》也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此篇收在《大戴礼记》，但经传混写不分，下边予以分剥，专录写经文部分：
正月：启蛰雁北乡雉震呴鱼陟负冰农纬厥耒，初岁祭耒，始用畼囿有见韭时有俊风寒日涤冻塗田鼠出农率均田獭献鱼鹰则为鸠农及雪泽，初服于公田采芸鞠则见，初昏参中，斗柄县在下柳稊，梅杏、杝桃则华缇缟鸡桴粥
二月：往耰黍，禅初俊羔，助厥母粥绥多女士丁亥，万用入学祭鲔荣菫采蘩昆小虫，抵蚳来降燕，乃睇剥鱓有鸣仓庚，荣芸，时有见稊，始收
三月：参则伏摄桑，委杨?羊，螜则鸣颁冰采识[蘵]妾子始蚕，执养宫事祈麦实越有小旱田鼠化为鴽，拂桐芭鸣鸠
四月：昂则见初昏，南门正鸣札，囿有见杏鸣蜮王负秀取荼，秀幽越有大旱执陟攻驹
五月：参则见浮游有殷鴂则鸣时有养日乃瓜良蜩鸣匽之兴五日翕，望乃伏启灌蓝蓼唐蜩鸣初昏大火中煮梅，蓄兰颁马，将閒诸则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煮桃鹰始挚
七月：秀雚苇狸子肇肆湟潦生苹爽死，荓秀汉案户寒蝉鸣初昏，织女正东乡时有霖雨灌荼斗柄县在下，则旦
八月：剥瓜玄校剥枣，栗零丹鸟羞白鸟辰则伏鹿人从鴽为鼠参中则旦
九月：内火遰鸿雁主夫出火陟玄鸟蛰熊罴貊貉、鼶鼬则穴，若蛰而荣鞠树麦王始裘辰繫于日雀入于海为蛤
十月：豺祭兽初昏，南门见黑鸟浴时有养夜玄雉入于淮为蜃织女正北乡，则旦
十一月：王狩，陈筋革啬人不从于时月也，万物不通陨麋角
十二月：鸣弋元驹[蚼]贲纳卵蒜虞人入梁陨麋角
本篇以两字、三字、四字句为主，句式简朴年称“岁”，合于《尔雅·释天》：“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虚词喜用“越、厥”，跟最古汉语文献《盘庚》《高宗肜曰》相似“鸣鸠、鸣札、鸣蜮、鸣弋”这种结构形式，跟《易经》“鸣鹤、鸣豫（大象）”同，都显示较古老的特点
四夏时和干支
《论语·卫灵公》：“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孔子认为这些是最佳的文化选择“夏时”就是夏的历法，那是很切合农时的，数千年后至今我国农历还是用的“夏历”，它是从“夏时”基础发展而来的
旧历有个特色，就是日子是按10天干、12地支排的殷代甲骨文中规范的卜辞，第一行就往往先列明，按干支这是哪天占卜的，如乙亥卜、丁巳卜、壬寅卜等这个按干支排日子的传统就是从夏人学的
怎么知道干支是夏人而非殷人自己的东西呢，这是从殷王庙号上可以知道的每个殷王都以天干之日为庙号、祭日，从汤称大乙，至纣为帝辛，没有例外而这是在夏代已经开始的，“太康中康少康”的康即为“庚”，“厪”为“胤甲”，桀为“履癸”，但夏王以干支为号只是一部分国王，不像殷商那么齐全，正是这制度还未发展成熟的反映，所以应该是殷商学自夏人《尚书·皋陶谟》记禹说自己“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只留四天，这四天也用十干表示，应是夏人用此记日的最早用例
郭沫若写过《释支干》，认为十干半象鱼体半象武器，十二支起于十二辰来自巴比伦十二宫[4]，此说比附不可信；且对它们为何蕴含次序之语义不能解释其实天干应该起源于作物的种植生长收获周期，地支源于太阳视运动的周期，这两者都是天然有顺序的由下面的考论也可见，它的声韵都发自汉语，而非外来
对干支字得名，汉时通行以声训解释，不过各书取字并不一致，先看十二支（声训字加下划线）：
《淮南子·天文训》：“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歲而匝，終而復始指寅，則萬物螾螾也指卯，卯則茂茂然指辰，辰則振之也指巳，巳則生已定也指午，午者，忤也指未，未，昧也指申，申者，呻之也指酉，酉者飽也指戌，戌者滅也指亥，亥者閡也指子，子者茲也指丑，丑者紐也”说的比较简单，多数只举一字，没有细叙其所以，《史记》、《汉书》、《释名》就加详了：
《史记·律书》：“（十一月）其於十二子为子子者滋也，滋者言万物滋于下也”《汉书·律历志》：“孳萌于子”
“（十二月）其於十二子为丑丑者纽也，言阳气在上未降，万物厄纽未敢出也”《律历志》：“纽牙于丑”
“（正月）其於十二子为寅寅言万物始生螾然也”《律历志》：“引达于寅”
“（二月）其於十二子为卯卯之为言茂也”《律历志》：“冒茆于卯”
“（三月）其於十二子为辰辰者，言万物之蜄也”《律历志》：“振美于辰（史记索隐引作振羡于辰）”
“（四月）其於十二子为巳巳者，言阳气之巳尽也”《律历志》：“已盛于巳”
“（五月）其於十二子为午午者，阴阳交”《律历志》：“咢布于午”
“（六月）其於十二子为未未者，言万物皆成，有滋味也”《律历志》：“昧薆于未”
“（七月）其於十二子为申申者，言阴用事申贼万物”《律历志》：“申坚於申（史记索隐引作物坚於申）”
“（八月）其於十二子为酉酉者，万物之老也”《律历志》：“留孰於酉（史记索隐引孰作熟）”
“（九月）其於十二子为戌戌者，言万物尽灭”《律历志》：“毕入於戌’，
“（十月）其於十二子为亥亥者，该也，言阳气藏於下，故该也”《律历志》：“该阂于亥”
《说文》也用声训解释：
“子，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人以为称”
“丑，纽也，十二月万物动，用事象手之形日加丑，亦举手时也”
“寅，髌也，正月阳气动，去黄泉欲上出，阴尚强也象宀不达，髌寅于下也”
“卯，冒也，二月万物冒地而出，象开门之形，故二月为天门”
“辰，震也，三月阳气动，雷电振民，农时也从乙匕，匕象芒达”
“巳，已也，四月阳气已出，阴气已减，万物见，成文彰”
“午，啎也，五月阴气啎逆阳冒地而出也”
“未，味也，六月滋味也（‘制’下云：未，物成有滋味）五行木老于未，象木重枝叶也”
“申，神也，七月阴气成体自申束……，吏以餔时听事，申旦政也”
“酉，就也，八月黍成可为酧酒，象古文酉之形也……古文酉从卯，丣为春门，万物已出，开为秋门，万物己入”
“戌，烕也，九月阳气微，万物毕成，阳下入地也”
“亥，荄也，十月微阳起接盛阴……亥而生子，复从一起”
《释名·释天》更是擅用声训：“子，孳也，阳气始萌，孳生于下也丑，纽也，寒气自屈纽也寅，演也，演生物也卯，冒也，载冒土而出也……二月之时雷始震也辰，伸也，物皆伸舒而出也（“晨”下云“伸也，旦而日光复伸见也”）巳，己也，阳气毕布已也午，仵也，阴气从下上，与阳相仵逆也未，昧也，日中则昃，向幽昧也申，身也，物皆成其身体，各申束之，使备成也酉，秀也，秀者物皆成也戌，恤也，物当收敛，矜恤之也亥，核也，收藏百物，核取其好恶真伪也，亦言物成皆坚核也
从上面所引看来，当时人喜欢将十二支分对十二月，然后以寒暑分阴阳气的盛衰来解释但“辰（晨）、午、昧（日中则昃）”明显即是每日之时分，甲骨文有殷商“出日、入日”之祭，与《尧典》“寅宾出日、平秩东作”、“寅饯纳日、平秩西成”活动正相合因为古音“寅”“引”[*lin」同源，意为引宾，“申”[hlin]与“引”亦同源，意为再引（《说文通训定声》说申“与寅同意”，《广韵》：“申，伸也，重也”）寅酉其所对也正是日出前、日没前的时分，因此这些词跟每日太阳的活动应该更贴切我们只要把前列书说的“阳气”理解为阳光，就可作出统一的解释下面就由各书声训中选取一字为据，给予统解：
子，《淮南》兹也，夜半无光一片黑《说文》“兹，黑也”用于衣帛也作“缁”
丑，纽也，天门纽结，太阳屈厄未出
寅，引也，宾引出日，敬迎太阳
卯，冒也，打开天门，阳光冒出
辰，振也，太阳振起（金乌振羽升空）
巳，已也，阳光已经普照大地
午，啎也，日中上下昼阴阳交午
未，昧也，太阳向西偏昃渐暗昧
申，伸也，再引入日，饯送太阳
酉，留也，太阳逗留昧谷（史记集解引徐广作柳谷）口、天门外
戌，灭也，太阳入地，阳光尽灭
亥，阂也，天门关闭，太阳阂藏
以上说明十二支起源于每日的太阳视运动过程，与出日入日祭典仪式紧密相连其中各词都是根据汉语词的音义来排定的
又甲骨文干支表把“子”画为近“兒”之形而多髮，而把巳写为“子”，让研究者长期困惑现在由于古音学的发展，使我们知道，“子”读[sl’?’」字形象大儿，“巳”读[lj?’]，字形象幼婴（即“包（胞）”中之“巳”），本为一对同源对生词，郭老认为源自西方双子座是不能成立的（此见拙作旧文《子巳考源》，王小盾《火历质疑》曾引）甲骨文干支那样特别写法，则也许还有殷人心理上与夏人区分的考虑殷人子姓，夏人姒姓，姒巳同音同字根，本即巳加女，所以在袭用干支之后，还想字形上分别一下大小吧，于是用一般“子”形表“巳”，而另作大儿形表示自己所姓的“子”
关于十干的语源，下面也先列出各书的声训：
《史记·律书》：“（二月）其於十母为甲乙甲者，言万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万物生轧轧也”《汉书·律历志》：“出甲于甲，奋轧于乙”（《太平经》卷“万物岩牙部（剖）甲而生，垂枝布叶”）
“（五月）其於十母为丙丁丙者，言阳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万物之丁壮也”《律历志》：“明炳于丙，大盛于丁”
（《史记》缺释戊己）《律历志》：“丰茂于戊，理纪于己”
“（八月）其於十母为庚辛庚者，言阴气庚万物，故曰庚辛者，言万物之辛生（《诗纬·推度灾》：“庚者更也，辛者新也”）《律历志》：“敛更于庚，悉新于辛”
“（十一月）其於十母为壬癸壬之为言任也，言阳气任养万物於下也癸之为言揆也，言万物可揆度”《律历志》“怀任于壬，陈揆于癸”
《释名·释天》：“甲，孚甲也，万物解孚甲而生也乙，轧也，自抽轧而出也丙，炳也，物生炳然皆着见也丁，壮也，物体皆丁壮也戊，茂也，物皆茂盛也己，纪也，皆有定形可纪识也庚，犹更也，庚坚强貌也辛，新也，物初新者，皆收成也壬，妊也，阴阳交、物怀妊也，至子而萌也癸，睽也，揆度而生，乃出土也（吕本作出之）”
很明显，前5字从甲至戊，都说的是作物生长发展过程，联系明显，后面却突然转向，换说对万物纪识、更新、怀妊、揆度，其间没了连系，说明语源失传而出现断线看《释名》把“辛”解为收成新物，则还是讲的作物，《礼记·月令》孟秋“农乃登穀，天子尝新”《左传·成公十年》：“不食新矣”所指皆同那么如能将“己庚壬”另行求觅与作物有关的声训，这条断线是可以重新连起来的，试看新解：
甲，孚甲，诉裂种皮
乙，抽轧，奋轧抽芽
丙，明炳，子叶分明
丁，壮盛，茎秆强壮
戊，丰茂，花叶繁茂
己，结穖，颖穗成实一一《说文》：“穖，禾穖也”《九穀考》：“禾穗成实离离，若聚珠相联贯者谓之穖”《说文通训定声》：“禾颖贯穗者也”其幾声字假借所列有“幾”通“期”，［月幾］通“胲”（《集韵》海韵己亥切“?”或体作胲［月幾］），皆微之通借（《易·归妹》“月幾望”虞翻注：“幾，其也”也可为例据），则“穖”[k?l’」应可通“己”[k?’]
《吕氏春秋·审时》：“疏穖而穗大”夏纬瑛校释：“这禾谷总穗的分枝，如今有许多地方的农人称之为‘马’，就是这里所说的穖……丝之分曰‘纪’，时代之分亦曰‘纪’，…数之分曰‘幾’，都与‘穖’为同音之名，也都由‘分’而为引申之义，那么也就可以说穗之分曰‘穖’了”[6]
庚，去糠，脱穀得米一一庚康字通，《说文》康从米庚声，为“糠，穀皮也”的省文
辛，尝新，收尝新米
壬，烹饪，煮熟供食一一《说文》“饪，大熟也”（同音有“稔，穀熟也”虽关作物，然壬既排在收新之后，便不能再用其义）
癸，终阕，穀事完毕
以上仍皆以上古汉语所能具备的词汇作为声训，依《说文》选取共音词根的词，新补几处缺失后，十干表示作物的种植、生长、收获、食用周期，就很完整了
干支很早就传入邻族语言，现在仍用于纪年下面写出泰文与佤语：
泰语的说法跟西双版纳傣语接近，而佤语与德宏傣语接近，但保留一些更早的成分，例如“酉”[*lu’]：德宏hau，而佤rau，这“酉”读流音l或r声母表明那只能是上古阶段借的，中古就变j母了复声母如“午”带s-头，还有另一南亚语克木语常保留更多的s-前冠成分，“戌”[*smid]：西傣set7，德傣met8，佤语met，体现了“戌”上古以“灭”med为词根的原始面貌，而克木语s’met[7]，这些更接近上古汉语形式都说明这些词没有中古以后借的可能，但到底是否含有夏语信息还难以论断
十二支多数接近上古汉语，只“丑[*nhu’]”声母用pr-、pl-跟汉语差的大由越南语水牛tr?u古语作pr?u，估计把“丑”改为牛，可能是秦汉以降，越南人避“丑”字而用生肖取代的结果，再影响其邻近民族
十干的读音除“甲”外跟汉语差别都比较大，“己庚癸”只声母同，丁壬相差更远这里头含有什么古音或异语信息，还要另外研究目前可见的是，泰文有6个与某些动物名同音，如“甲：kaab蚌，己：kad斗鱼，庚：kod鹤，辛：rua?蜂窝，壬：tau龟，癸：kaa鸦”佤语或其兄弟语也有近似动物名称的，如“乙’dab、nap（克木srap）”：蚤，佤diap、布朗d?p；“丙r’wai、rai”：虎，克木：r’vai，s’vai，德昂a’vai，布朗k’vai；“丁m??”：蚊，布朗m??，小蚊佤mai?；“戊pl?k”：蝙蝠，佤bl?ak，blak，布朗blak,，“己kat”：蛙，佤khiat；“庚khuat”：豪猪佤（孟汞）khot，布朗nkhut，刺猬，克木khuat；“辛ro?”：龙，佤s’???；“壬tau”龟，克木tau；“癸ka”佤，青鼬ka，鱼ka?尤其“丙”对r’vai,，壬”对tau，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是不是这些民族本有以动物记年之习惯，从而替换十干，犹如秦汉后以十二禽属相表年替换十二支那样，尚待再作深究
五周边民族对中国古称夏
中国在汉代国势强盛，声名远扬，因而其主体民族被其他民族称为汉人，以迄于今在此之前，上至远古，汉人的先民则被称为华夏人那是因为“夏”是中国历史进入文明时代在中原所建立的第一个国家，依古本《竹书纪年》[5]夏代曾延续年，影响巨大久远，是有资格作为中原文化的代称的：
《书·尧典》：“蛮夷猾夏”传：“夏，华夏”
《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夏，中国”
《说文》：“夏，中国之人也”徐灏注笺：“夏时夷狄始入中国，因谓中国人为夏人”
古人说的中国是指中原，后来偏重以豫境为中心，但有学者认为夏原发祥于晋南汾浍流域，中后期才向东迁都于伊洛地区历史上的夏虚（夏人故地）早期是在冀州，冀州初也指的晋南（据刘起釪）[8]由于当时晋北就是胡狄人集居之地，夏的声名自然容易由他们传向四方夏既代表中原文化正统，故直至后来之周秦，也都自认为夏人：
《书·康诰》：“肇造我区夏”《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立政》：“乃评我有夏，式商受命”
《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欲去夏者勿许何谓夏？欲去秦属是谓夏”又“何谓夏子？臣邦父、秦母谓也”
夏取义于大，这也是秦晋语：
《尔雅·释诂上》：“夏，大也”
《秦风·权舆》：“夏屋渠渠”传：“夏，大也”
《方言》一：“夏，大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
《书·武成》：“华夏蛮貊，无不率俾”传“大国曰夏”孔疏：“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
夏又有采色采绘义：
《周礼·天官·染人》：“秋染夏”郑注：“染夏者，染五色”
又《春官·巾车》：“孤乘夏篆、卿乘夏缦”郑注：“夏篆，五采画毂约也夏缦，亦五采画，无篆尔”
采绘义即同于“华”：
《书·顾命》：“华玉仍几”传：“华，彩色”
《上林赋》：“华榱璧璫”张铣注：“华榱，彩饰椽也”（颜师古注：“华，谓彫画之也”）
《东京赋》：“龙舟华轙”薛综注：“华，采画也”张铣注：“华，华彩也”
《书·武成》：“华夏蛮貊，无不率俾”传：“冕服章采曰华”
夏文化考古发现其墓葬遗留有大量加采绘的陶器木器生活用品采饰华丽，在远古自是文明的标志，因此夏又称华夏，作为美称
并且因为古音“夏”*graa’（《广韵》胡雅切），与“华”*gwraa（户花切）非常接近，华夏后来在指称中原人时又可单称为“华”：
《左传·襄公十四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
《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
黔东苗语称汉人为fa’（同瓜），应是对“华”
藏语称汉人为rgja，应由(g)rja变来，即对“夏”*graa侗语水语皆称汉人为ka4，布依语为ha5也当对“夏”
日语旧称中国为kara，写为“唐”（训读），构成“唐葵（锦葵）、唐绫（宁绸）、唐芋（红薯）、唐臼（碓）、唐歌（汉诗）、唐柜、唐瓜（南瓜）、唐笠（伞）、唐金（青铜）、唐纸、唐木（紫檀）、唐衣（女服）、唐子（中国小孩）、唐锄（犁）、唐墨、唐锦、唐人、唐文、唐物（中国杂货）、唐桃（杏）、唐样（中国式）”等大量词汇依音看此词实际原当对“夏”，应是由狄人朝鲜人传来的中国旧称，所以偶然也用以对“韩”，如鸡冠花kara-awi写做“韩蓝”
日语又称中国为kure，写为“吴”训读，构成“吴乐、吴竹（天竹）、吴织”等，那实际可能即“华”的吴音
由于夏朝灭亡后，部分遗裔逃入胡狄（《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索隐：“张晏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所以后来匈奴、突厥可汗喜欢在其尊号上加kara，以表示自己有中国之王的身份匈奴自称之“胡”*gaa/glaa，跟kara音亦近在突厥语中kara有伟大义，正同于“夏”又表黑义，那却是对汉语的雅（鸦）?raa或“黸”raa了（日语karasu也表乌鸦、乌黑）下面就说明“夏”也可说为“雅”
上古的华夏语叫作雅言，夏*graa’、雅*?raa’（五下切）古音相近可通：
《荀子·儒效》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而《荀子·荣辱》说：“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
《墨子·天志下》引《大雅·皇矣》作《大夏》，说明雅就是夏
《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殷商承夏，继承了雅言周承商，于伊雒建造成周（雒后为洛阳），集中殷商士族于此，既利于监管，又利于学习其先进的文化文字，于是雅言又作为华夏书面语于周之士族中传承下来夏商皆建都于豫境，雅言的语音基础也应当立基于中州，所以历代书面语就一直相承总以中州音为读音标准正由于存在这一久远的雅音传统，我们现在才有可能以中古切韵音为基础，依谐声、古韵等材料，有规则地推导出上古雅音来
在上古，除称夏外，周秦以下周边对中原人的称呼又有更替三代中周代延祚八百载，不为不久，虽然东周积弱权落诸侯，西周总是强盛的，但现代语言里以“周”称汉人的却不多见就目前所知仅见于苗语、拉珈语等南方语言如黔东苗语tj?4（与“九”c?2同韵），拉珈瑶语tsou4（与“觓kou2角、糗kou3饭”同韵）这也可见苗瑶族和汉人在周时交谊之深
缅文古称中国为cin’[sin’]或cina[sina]，和梵文cina、希腊thinae、其他欧洲语sin-（英法chin-）同源，通常都认为这是汉语“秦”的对音秦始皇虽统一中国建成强大“秦”王朝，但历年过短，而作为诸侯国时其先人对胡狄的影响力则不逮三晋；并且“秦”*zindzin古音一直读浊音，至近代方始变清音，此等语言大都并不缺浊母，如是对“秦”，为什么却全都对译作清音，无一作浊音呢，很令人不解（古印度语称中国为Cina，佛经译为“脂那、支那、至那”，又或称Cinisthāna，汉译“震旦、振旦、真丹”，按-a、-isthan为邦域地名后缀，词根Cin都返译为章母字，明显是发为清音的）
交通史告诉我们，最初印度及西方人，是通过中亚人从北方草原的胡人（狄、匈奴）处得知中国的草原南下最初碰到的应是周成王时分封于北边的“晋”’sin国（叔虞始封于唐，子燮父因所都傍晋水而改称晋侯），过四百年后才又碰到周平王时分封的“秦”zin国秦晋两国相邻，古音又相近，可能胡人乃据最初印象是“晋”而混称秦晋同为清音sin的，何况汉以后还有两百五十年的晋代可加深其清音印象（五胡乱华实为五胡乱晋）晋北地区一向为胡狄集中之地，他们更熟悉其南之“晋”并以之代表中国，这不奇怪，当跟后来以“契丹”、及“大魏”转音的“桃花石”转称中国一样，也都是先由草原人熟知的北国之名，再传为全国之称的这也跟汉代人称印度为“天竺、身毒”（天、身古读h-母），是学的伊朗语hinduka，土耳其人称印度为hint，是学的阿拉伯语一样，都是从跟自己更近的邻居处获取更远国的名称的，所以唐代玄奘根据亲身至印所闻而改译“印度”时，指斥早期译名“天竺、身毒、贤豆”皆讹，其实他不明白那不是本语的讹译，而是从相邻中亚称呼转译的从邻称从邻称却是一种交通史上颇为常见的惯例现今汉语称Russ、Russia为“俄罗斯”以至“俄”国，前头这个“e”就是因为北边阿尔泰语言（“突厥、蒙古、通古斯”）各族都没有把r放在词首的习惯，要发r-就得先加个元音，于是罗斯就说成俄罗斯了，这是汉语中从邻称的典型例子
中日交恶时期，日本有些人故意地以“支那人”贬称中国人，由此国人对此称呼没有好印象其实此词最早见于佛经对梵语cina的翻译，在印度原含有称誉“文明智慧之国”之意，《翻译名义集》：“支那，此云文物国”《慧琳音义》卷22震旦国：“或曰支那，亦云真丹，此翻为思惟以其国人多所思虑，多所计作，故以为名即今此汉国是也”那些以用此词来贬称中国而自鸣得意的日本人，其实正暴露其无知
至于南方毛南语称汉人为cin1（水语又称也相近），又黔东苗语之cen5，察其音韵则c乃与见母对应，那又可能是指“荆”（楚国），而不见得与“晋”相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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