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与日本的神话蕴藏着丰富的灾害叙述，情节既有相似性也有独特性。两国都存在灾害是上天对人类背信失德的惩罚意识，在此基础上形成通过祭祀镶灾来恢复神人交流和社会秩序的思想。不同的是大禹治水等神话表明，中国灾害意识中体现称颂和宣扬主动征服自然的“征服论”，日本对灾害神建速须佐之男命的信仰则与被动接受灾害的“命运论”有关。不同的灾害意识，反映出不同的民族心理和灾害文化。中日灾害意识比较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当代两国民众灾害认知谱系的理解，为建立灾害共同体提供思想资源。基于中日两国灾害意识的共性与特性，双方开展面向未来的防灾合作，对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神话;自然灾害;灾害意识;灾害共同体;中日比较
作者简介：熊淑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东北亚学刊》年第1期神话是人类文明的记忆，灾害神话承载着一个民族对不幸过往的共同记忆。中国国土面积辽阔，自然灾害类型较多，是全世界遭受自然灾害损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日本位于北美板块和亚欧板块两大陆地板块的交汇点，而且太平洋板块、菲律宾板块又在海底从东西两个方向相互挤压亚欧板块，容易引发海啸和火山灾害。洪水、地震、台风、泥石流等是当代中日两国自然灾害的主要类型，洪水和地震也是两国神话叙事中最为常见的主题，为探究灾害文化的历史根源提供了线索。
实际上，中国与日本的现存神话中蕴含丰富的灾害叙事，两国在灾害认知与表达上具有相似性，在民族心理和文化内涵上又各具独特性。全球化时代，灾害跨越民族、区域和国家地理边界，打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差距，灾害的全球性趋势引发全球性危险。在此意义上，国际社会是一个灾害共同体。为了共同应对全球性灾害，有必要从跨文化角度对中日灾害神话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一、中日神话中的灾害叙事当代中日两国自然灾害现象中，地震、台风、洪水和泥石流等是主要灾害形式。另外，中国农耕历史悠久、范围广阔，干旱也是主要自然灾害之一。不同的灾害历史产生不同的灾害文化。如果追溯中日两国灾害文化的历史根源，可以从两国古代灾害神话中发现线索。洪水是世界范围内最广为流传的神话故事。在西方，早在基督教经典《圣经·创世纪》中就有“诺亚方舟”的神话传说。洪水也是中国神话中最常见的灾害类型，现有统计表明，目前我国流传着个洪水神话故事，广泛分布在41个民族当中。1根据马克·埃萨克（MarkIsaak）编写的《世界各地洪水故事》，在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现了万个洪水故事。2中国部分中收录了最为有名的“共工怒触不周山”与女娲补天神话。“共工怒触不周山”、女娲补天、大禹治水和后羿射日一起构成中国四大神话。其中，前三个是灾害神话，并且均与洪水有关。大禹治水神话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灾害叙事。《山海经·海内经》记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3滔天洪水改变了鲧禹时代的自然地理面貌，摧毁了社会秩序。大禹治水的功劳，是既划定九州地理，又稳定先秦社会秩序。《山海经》中的灾害叙事精炼而忠实地反映了灾害的自然与社会双重属性。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同样记述了大禹的治水事迹。《史记·五帝本纪》曰：“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皇来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4《史记·殷本纪》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5禹通过治水开创君主明德传统，万民从此有安，此后大禹治水从神话中的灾害叙事进入历史叙事。日本具有“神国”之称，神话也参与了其历史叙事。现存最古老的史书《古事记》成书于年，上卷所记是神的世代物语，中卷是从神武天皇到应神天皇间的记事，下卷收录仁德天皇到推古天皇间的记事。年成书的《日本书纪》则使用汉文，以编年体方式记述日本神话时代至持统天皇间的历史。《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神话叙事，被称为“记纪神话”，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从日本列岛起源和天皇统治神话开始，记录王权传承与国家统一的历史。灾害叙事是记纪神话的重要内容。按照记纪神话的叙述，兄妹神伊邪那岐命、伊邪那美命，即《日本书纪》中的伊奘诺尊、伊奘冉尊创造了日本列岛和掌管列岛事务的诸神。伊邪那美命因生神烧伤致死而避走黄泉国，伊邪那岐命追赴黄泉时身上沾满污秽，便到筑紫日向地方祓禊。伊邪那岐命洗左眼时生出天照大御神，洗右眼时生出月读命，洗鼻子时生出建速须佐之男命，并且分别把高天原、夜食国和海原交由此三神统治。建速须佐之男命即《日本书纪》中的素笺男尊，目无秩序并具备破坏力，被视为灾害神。他因为不愿意去海原开始哭闹，“其泣状者、青山如枯山泣枯、河海者悉泣干。是以恶神之音、如狭蝇皆满、万物之妖悉发。”6作为处罚，八百万神决定将他驱逐出高天原。当建速须佐之男命降临出云国肥河时，发现足名椎命和手名椎命夫妻二神每年都有一个女儿被一条八头八尾的八岐大蛇吞食，遂以与二神女儿结婚为条件，答应降伏大蛇。大蛇被美酒引诱大醉，建速须佐之男命斩断了大蛇并把蛇尾处藏的神剑献给了天照大御神。后来，天照大御神委任其孙日子番能迩迩艺命携带八尺镜、草薙剑和八尺勾玉三种神器到地上统治苇原中国。这个“天孙降临”神话就是日本天皇统治的源流，天皇自称为天神后裔，天照大御神被奉为天皇家祖神。八岐大蛇故事是日本洪水神话的一个代表事例。八头八尾大蛇是龙神的化身，龙神据说是以龙的形象住在水中掌管雨水的神，发作时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出云国肥河位于今天日本岛根县斐伊川，根据奈良时代成书的《风土记》复原绘制的古地图显示，斐伊川自古以来就是一条容易泛滥的河流，上游流下的泥沙堆积抬升河床，频繁引发洪水，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八岐大蛇神话形成的自然背景。7除了记纪神话等古文献之外，日本现存地名的变化过程也可以说明蛇与洪水、泥石流等灾害神话的联系。年，广岛县广岛市安佐南区八木一带遭遇特大洪水灾害，这个地方曾经被称为“八木蛇落地恶谷”，后被改名为“八木上乐地芦谷”，现存地名只剩下“八木”二字。8如图所示，日语中“蛇”与“泥石流”的读音存在关联。日本人用像蛇一样穿行，即“蛇拔”来形容山谷沟壑爆发泥石流时，山体滑坡并携带大量泥沙及石块形成洪流奔涌向前的场景。长野县木曾郡南木曾町读书地区至今保留“蛇拔泽”“蛇拔桥”两个桥名。年，该地附近的“梨子泽”地区发生了泥石流灾害，“梨子泽”和“蛇拔泽”等地名在明治初期《读书村全图》中均有记载。9“蛇拔泽”意味着泥石流灾害，而历史上该地区的确多次遭遇重大自然灾害，桥名是地区灾害记忆的体现。
二、中日灾害解释逻辑的共性与特性
神话的灾害叙事与人类对灾害原因的认识有关。在认识水平低下的人类文明早期，神话是一种有效的灾害解释逻辑。对于水、旱、风、雨、雷、电、火、震等自然灾害的原因，中日两国神话中的解释既有一定共性也各具特性。众神冲突是中日神话对灾害原因的共同解释。中国神话中最为典型的是“共工怒触不周山”故事，《淮南子·天文训》记载：“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10共工与颛顼争夺天帝之位，共工败后愤怒地用头撞击相处不周山，不周山据传是天柱之一，天柱被撞断后天向西北方向倾斜，日月星辰都随之朝西北方向移动，大地往东南方向塌陷，江河积水泥沙都流向东南角，引发天地异变。日本创国神话中，建速须佐之男命不愿意服从伊邪那岐命治理海原的安排，父子二神的冲突引发了一系列灾害。先是建速须佐之男命上天拜别天照大御神时，“山川悉动、国土皆震”11，这种描述与地震现象相似。接着，建速须佐之男命到达高天原后又开始胡作非为，感到惊恐的天照大御神躲进天之石屋，闭门不出。高天原、苇原中国因为失去天光照射，变成永久的黑夜。于是，恶神到处起哄，种种灾祸随之而来。神话是人类童年时代的产物，希腊神话等西方神话也用众神冲突、天神发怒来解释自然灾害的原因，早期人类在对灾害做出解释时显示出共同倾向。中日灾害神话的另一个共性解释，是把灾害原因归结为天或神对人类的惩罚，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天灾观念。中国古代的天灾既可视为从天而降的自然灾害，也可视为被神灵施加的外部灾难，或者是违反天道规律的惩罚。12《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了“绝地天通”的故事，天地之间原本有通路，但是蚩尤在下界作乱、背信弃义的做法违背了人神誓约。“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13天帝颛顼命令重和黎两位大神分别抬举和下按天地，断绝天地通路，从此神人无法下地上天。对于中国的天灾观念，汉代大儒董仲舒做了精辟论述：“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14日本的天灾观念与其神祗信仰有关，认为灾害是神祗作祟的结果，《古事记》《风土记》均有神祗作祟引灾的记载。以《古事记》为例，据说崇神天皇（在位时间不明）在位期间，“此天皇之御世、疫病多起、人民死为尽。尔天皇愁叹而、坐神床之夜、大物主大神、显于御梦曰、是者我之御心。故以意富多多泥古而、令祭我御前、神气不起、国安平。”15崇神天皇遂遣使寻访意富多多泥古，命其为斋主祭祀。疫病因此平息，国家得以安宁。又，《续日本纪卷十一》记载天平六年（年）秋七月辛未（7月12日）圣武天皇（年-年在位）“诏曰。朕抚育黎元。稍历年岁。风化尚拥。囹圄未空。通旦忘寐。忧劳在兹。顷者天频见异。地数震动。良由朕训导不明。民多入罪。责在予一人。非关兆庶。宜令存宽宥而登仁寿。荡瑕秽而许自新。可大赦天下。”16中日两国的天灾论和天谴论，都要求部落领袖、国之君主重德守信，当上天或神祗通过灾害发出警告时，祭祀就成为人类反省的重要象征，这种灾害原因解释吸收了佛教十善为君德的王者观和儒教有德为君德天子观，体现了东亚文明圈的地域共性。对于灾害原因解释，中日既有共性，也有各自特点。五行说是中国古代灾异的一个重要解释工具。自班固在《汉书》中创立《五行志》以后，天灾地变成为其主要内容。《尚书·洪范》中箕子对武王曰“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17箕子所言乃因金木水火土五行是九畴第一畴，尊重五行顺序乃治国安邦第一要务，如果打乱顺序则天地必生异象。《国语·周语上》记载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18这种用五行学说来解释自然异象，进而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的思考逻辑，一直为后世所继承。日本古代对灾害原因解释的一个特点是，认为灾害与佛教行为有关。钦明天皇时期（年-年在位）佛教刚刚传入日本，灾害成为拥佛派的苏我稻目与排佛派的物部尾兴、中臣镰子等群臣的斗争借口。19苏我氏祭佛时正值瘟疫流行，排佛派的物部氏指责其不当佛事行为带来了灾疫。20当佛教在日本越传越盛，拥佛派占据上风时，事佛不勤、对佛不敬又成为灾害的新解释。天平十九年（年），圣武天皇下诏向各地国司问责，认为国司兴建佛寺不力导致天地异变，灾害频发。其后，孝谦天皇在天平宝字元年（年）废立太子时说：“废此立大炊王。躬自乞三宝。祷神明。政之善恶。愿示征愿。”21此时，天皇政事善恶已然成为是否笃敬佛法之验证。三、中日灾害意识比较分析对于人类而言，灾害意味着什么？这是灾害意识研究的基本问题。意识是人类的自觉性思维，在实践层面包括观念、记忆和思想等形式。不同民族、群体和个人对灾害的体验和认识各有差异，形成了不同的灾害意识。需要强调的是，灾害意识与灾害观是相近但不相同的概念，灾害观是对灾害的一般性认知，或者说是对灾害的基本观念，相对而言，灾害意识是指对具体的、个别的灾害认知。本文以神话为考察文本，主要聚焦点是中日洪水及相关神话，因而采用灾害意识概念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同时也论及中国人和日本人对灾害的基本认知。正如爱弥尔·涂尔干所言，“一个群体的神话乃是这个群体共同的信仰体系。它永久保存的传统记忆把社会用以表现人类和世界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它是一个道德体系、一种宇宙论、一部历史”22，宇宙论可以为考察中日神话中的灾害意识提供有效线索。无论是众神冲突，还是天或神对人类的惩罚，把灾害理解为一种颠覆宇宙原有秩序、破坏人类生存环境的力量，是中日两国的基本共识。英语中宇宙有“Cosmos”和“U-niverse”两个单词，前者指宇宙是一个和谐体系，后者指宇宙包括天地万象。《淮南子·齐俗训》引佚书《尸子》：“天地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23，宇指一切空间，宙指一切时间，宇宙合起来即为时空的总和。日语中的宇宙二字源自中国古典，《日本书纪》将“宇宙”训读为“あめのした（amenoshita）”，意思是“天之下”。汉语和日语都有“天”的概念，两国的灾害观念也与对天的理解相关。用“天地”二字“结合为词来表示宇宙，这是汉语特有的现象”24，天地人三位一体也是中国独特的宇宙观。在汉语典籍中，天具有天文、天体、天道、天理、天命、天意等丰富意涵。如同前文“绝地天通”故事所示，神与人可以在天地之间自由往来，人类文明早期天与地是对等的存在。天灾论、天谴论清楚地表明神可以警告、惩罚人类，神是高于人类的存在。当天地断绝通路之后，人神不能相互交流，需要通过祈祷、献祭等手段来安抚神灵。《周礼·春官·大宗伯》曰：“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礼”25，可以说“天神、人鬼、地祇的三层神灵结构，是三代至少商代已经形成的神灵体系”。26从这个意义上说，灾害是神与人关系不和谐的表现，祭祀是修复神人关系的一种手段。日语“天”的基本字义是人的上方、上空，多数时候与“空”的字义相互重叠，主要区别在于是否指涉神域，即神的空间。日本记纪神话中，众神处于漂浮在海上云间的高天原，人类居住在苇原中国，伊邪那美命死后奔赴地下黄泉国，高天原、苇原中国和黄泉国分别对应天上世界、地上世界和地下世界，构成了日本独具特色的上中下三层神话空间。从地上看，就形成了天、地和地下的宇宙轴心。27古代日本人通过托梦等形式接收神的旨意，并且根据神意祭祀神灵、祈镶灾邪来恢复秩序。前文提到日本灾害观念中存在神灵作祟一说，这种引发自然灾害的神灵被称为“怨灵”。日本全国各地分布着大大小小、祭祀对象众多的神社，其中有不少就是为了镇魂，也就是安抚怨灵而修建的，这些神社是日本灾害观念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神话是人类文化的基因，也是人类灾害记忆的载体。通常而言，早期人类灾害记忆构建具有口头传承、宗教叙事和祭祀庆典等方式。以大禹治水神话为例，禹采用的疏导治水方式后来被为政者转化为治民手段。《国语·周语上》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28现有研究表明，《中国洪灾危险程度区划图》所反映的高危地区，恰好与中国大禹祠庙的分布相吻合，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四川盆地正是洪灾高危区，同时也是大禹祠庙分布最密集的区域。29从灾害记忆的角度来看，大禹治水神话的意义不在于其历史真实性，而在于它所承载的疏通引导的治水理念和由此引申出的重视疏通民意的治国安民思想，以及至今仍然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禹王信仰。灾害意识与灾害记忆是灾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地域的灾害记忆的建构和意义化过程，既是一种针对灾害的应对方式，也是社会基本文化逻辑的体现。”30当代中国民众信仰大禹的主要原因，是其治理水灾、恢复社会秩序的能力。如果说禹王祠庙是洪水神话记忆的物化形式，禹王信仰是大禹治水深植于中国社会的思想体现，那么对人类征服自然界的灾害经验的宣扬，则是中国灾害文化的基本特征。对于不同灾害经验的强调，才能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传统的地域社会的灾害记忆、灾害文化。31“愚公移山”“人定胜天”等成语都是主动征服自然的精神象征。灾害是日本神灵信仰的重要因素。一方面，记纪神话中建速须佐之男命因为性格暴躁，动辄给天地自然带来巨大变动，被当作“荒神”———暴乱之神———灾害神来信仰。另一方面，从建速须佐之男命降服八岐大蛇恢复出云国秩序来看，灾害神也具有守护神的性格。日本信仰灾害神的主要原因在于惧怕其带来的巨大破坏力，以及相信“灾害神”也能转变为“守护神”。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全国各地以建速须佐之男命为祭神的神社多达数十座。相对于中国的大禹治水神话，可以说以建速须佐之男命为祭神的神社是日本灾害神话记忆的形式，灾害神信仰是渗透至日本社会的体现，渴望征服自然和接受被自然征服的矛盾心理是日本人民族精神的写照，也是日本灾害文化的特征之一。作为自然灾害大国，灾害与日本人的生活相伴相生，日本文化特点与日本民族的灾害心理密切相关。“这是一个充满自然暴力元素的国家，残酷的自然环境孕育出的品质常常体现在国民特质上。”32日本灾害神话记忆形成的基础是岛国的自然环境，岛国风土是日本灾害意识的底色。在面对不可抗拒的颠覆性自然灾害时，日本人产生了灾害是人类无可避免的生死命运的观念，即“命运论”。33正因为灾害不可避免，所以预防和减少灾害的经验教训是日本灾害记忆的重要内容。“海啸来时分开跑”等谚语是被历史经验证明可以将自然灾害损失降到最低的法宝，至今为日本人所沿用，并被纳入当代日本防灾教育当中。简而言之，这种无可奈何地“被自然征服”的心理和积极主动降低“自然征服”损害的两种心理交织在一起，是日本人与自然的关系，或者说是日本人自然观的矛盾体现，也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特征。四、结语综上所述，本文通过考察以洪水神话为代表的神话叙事，分析中国和日本在灾害解释逻辑上的共性与特性，进而以宇宙观的异同为切入点，对比中日神灵体系和神话空间结构，在此基础上比较灾害意识、信仰和记忆，并结合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特点，进一步阐述两国民族心理特征和两国文化特性。厘清不同民族灾害意识的历史根源，有助于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灾害文化，提升跨文化的灾害认知。灾害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课题。作为一种破坏性力量，灾害不仅会损毁人和物、社会组织，而且会破坏社会活动、社会结构等社会秩序，甚至会跨越国境导致整个现代文明陷入潜在危机。现代人类社会已经超越族群、民族和国家界限，成为一个灾害共同体。在此意义上，灾害神话研究的一个目标就是为作为灾害共同体的人类社会提供思想资源。在全球灾害频发的时代，普及防灾理念、推行防灾教育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重视。其中，通过灾害神话的经验传承，把神话与防灾教育结合起来，实现神话信仰与当代社会的有机融合，是为构建防灾减灾社会和建立灾难共同体的有益尝试。基于中日两国灾害意识的共性与特性，加上地理位置相邻和历史文化相近等因素，双方开展面向未来的防灾合作，对于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积极意义。注释
1陈建宪：《洪水神话：神话学皇冠上的明珠---全球洪水神话的发现及其研究价值》，载叶舒宪、李家宝主编：《中国神话学研究前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2MarkIsaak，“FloodStoriesfromAroundtheWorld”,May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