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您和母校的故事
培元往事（二十四）
驿动的青春
蔡景龙
蔡景龙，年高中毕业于培元中学。年毕业于福建农学院。曾任马甲镇副镇长，鲤城区科技局副局长，鲤城区政协委员鲤城区人大常委会常委。
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停课了一个阶段，之后全国中学恢复正常招生。在全国复课的第二年，我上了“七-二七中学”（不久后改回泉州二中），这是一所上世纪初由英国教会创办的学校，改革开放后恢复了原来的名字“培元中学”。学校最为珍贵的历史遗存物是孙中山和宋庆龄伉俪为学校题字“共进大同”和“为国树人”，这在全国的学校里是绝无仅有的。当时中学的学制为初中和高中各两年，由于春季招生改为秋季招生，所以，我在培元中学的学习时间只有四年半。
当时“工宣队”把握着学校运作和管理的大方向。我记得那年的初中毕业考试还是很正规，全年级的学生集中到学校的大礼堂里，每个学生一张桌子互不干扰也无法作弊，那也是我中学时最开心最舒心的考试，这次成绩排名还不错，令我信心满满。
特殊的年代里很多人觉得读书前途渺茫，有个别幸运者入伍穿上了令人羡慕的绿军装，少数有门路的同学到工厂当上临时工。学生数量锐减，初一年刚入学时共有10个班，多人；到高中毕业时仅存两个班，不足百人。上高中期间，因为家庭经济比较困难，本人需以“勤工俭学”的方式时不时的去打一下零工以补贴家用，好在对学习有着天生的兴趣，加上父母没有特殊的权利，还是勉强读完了高中。经历三年半“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以后，考上了大学，真乃大幸。
那时候的培元中学在泉州还是比较有名气的，除了它培养出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和知名的社会名流之外，学校的建筑也是挺有知名度的。当时号称有三个泉州之最：安礼逊图书楼是当时市区内楼层最多而且最有特色的建筑物，中西合璧，风格迥异；学校大礼堂是全市最大的公共活动场所，可举办大型晚会和体育赛事；校园里的公共厕所也是规模最大的，有三十六个蹲坑。上学时，我们这一届学生还出现较为罕见的情况，当时某种政治因素的关系，十个班有五个班的外语选择了俄语这种已被遗弃多年的语种，这是当时福建省唯一的俄语实验班。到高考到来时，由于英语基本抓瞎，我的外语缺考；好在当时外语不是必考科目，成绩只作为参考。进入大学以后，我奋起直追，英语终于赶上来了，在学时就发表了十多篇专业译文。直至今日，谈起中学时学的外语是俄语，别人都误以为我是“老三届”。
那个年代，学工、学农、学军，是必不可少的“三件套”。“学工”时，同学们分成若干个小组到不同工厂见识生产流程，也就是当工人师傅的小跟班，我被分配到泉州农械厂的电气车间跟着师傅学习拖拉机仪表盘的电路接线。“学军”时，学校请南安洪濑部队的战士前来为学生们做“队列训练”“野营拉链”“投弹练习”和“实弹射击”，最后还组织一次行军大拉练，学生们身穿草绿色的仿制军装从市区步行至25公里到洪濑坦克团，路上和军营里学生们自己生火做饭，晚上熄灯和早晨出操等，完全仿造军队的生活。“实弹射击”那可是人生第一次真枪实弹体验，那种紧张刺激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新。负责军训的两个班长与我们几个学军积极分子结下了深厚感情，半年后我们七八个同学骑着自行车到部队看望任班长和陶班长。“学农”更是一段难忘的的劳动经历，学校组织一百多号师生浩浩荡荡开赴城东浔美村支援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投入到围海造田劳动中；二十几天时间里，老师与学生同住大宿舍、同吃大锅饭、同在大堤上。班主任刘和平老师人如其名，“和蔼可亲师风正、平易近人生缘好”，平时与同学们的关系就很融洽，这次集体生活更是加深了相互之间的感情。他偶尔还会与我们几个同学一起用大米向老乡换一点当地烧制的米酒喝喝，既解乏又解馋。我们几个“爱学习、爱劳动”的好学生与刘和平老师之间形成了亲密无间，亦师亦友的特殊关系。时至今日还清晰记得，老师家住涂门街号。多少次的夜访，叩响木门的铁环、穿过幽深的走廊、爬上狭窄的楼梯，来到面积不大的书房，那是老师的会客厅，那也是无知少年的“精神抚育室”，从中汲取的精神养分充实着我们处于成长阶段的头脑。四十多年来，这种关系一直持续至今，可谓是“难能可贵”。
我与培元中学的感情比起一般同学来得深，个中的原因主要是四年的时间里不但白天在学校读书，晚上也是在学校里度过的。好奇好动的特点在这时充分体现出来了，练举重、吊双环、学打拳、乒乓球、羽毛球等乃是经常性体育项目，用以对冲青年期消耗未尽的体能。有时候也会试着搞一点“艺术范”的行为，有同学向亲戚借来一台“海鸥牌”照相机，我们白天在学校里四处乱拍；晚上几个人躲在小黑屋里做冲洗照片的实验；筹集了十多块钱买了一些相纸和“海波水”之类的显影剂和定影剂，从学校实验室借来一点设备，自己制作一个简易的灯箱用作曝光器，用红纸蒙着电灯泡，因陋就简洗出来一些清晰度不太好的黑白照片，有些照片居然保存至今。兴趣广泛是少男少女的共同特点，跟着农基老师（这是当时特别设置的课程，相当于现在的生物课程；工基课相当于后来的物理化学课程）学习食用菌的栽培，培养菌种、种植草菇和白木耳。草菇的栽培是个艰辛的过程，臭哄哄的干牛粪与稻草混合堆垛，经过发酵竟然发出了带有田园味道的芬芳。接种菌株之后几天就会长出圆嘟嘟的仔菇，就像散落在草丛里含苞待放的花蕾。白木耳的栽培则比较轻松，在树枝木段上打洞接上菌种，用蜡封口，每天浇水，不日即可长出白木耳，一颗颗幼小的白木耳犹如一朵朵绽放的茉莉花。
那时候学校周边的治安环境也不是很好，所以，学校组建了一支学生纠察队，负责维护学校的秩序。本人乃纠察队的骨干和主力成员，除了正常的学习外，大部分课余时间和晚上的时光都是在学校里打发的。纠察队的生活中，也有一些值得一提的趣事。纠察队虽然只是学生自治性的队伍，大家还是十分认真地履行职责，每天晚上实行轮班制巡逻，男女混搭值班，队员们扛着木制步枪，列队整齐地行走在校园的各个角落，颇有雄赳赳的气概。几年的执勤行动，既锻炼了少年的胆量又培养了正义感和责任心。那时候，每当秋日绚烂的晚霞出现时，我们经常登上安礼逊图书楼顶层，眺望百米之遥那高耸矗立的东西塔，感慨古人的智慧，发发怀古忧思；也会在夏天的深夜，围坐在围墙边靠近明代大儒蔡清故居的那棵高大挺拔的玉兰树下，感受着儒家的远古气息，闻着沁人心脾的馥郁芳香，望着静谧夜空闪烁的星星，畅想着未来。由于日夜相伴，携手共进，一群老队员构成了好友圈，不仅男同学成为铁哥们，女同学成为好姐妹，就是男女同学之间也是情同手足。
后注：培元中学对于我们家人有着特殊的渊源，我们家这一代庭共有16人（包括妻子家人和姐夫家人），大家拥有共同的培元情怀。20世纪90年代，培元中学多次到马甲招生（当时还是大鲤城），本人还理所当然充当“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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